[转载]丹楓說政之《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系列

(此文为转载文章)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巫统推行新经济政策,并且成为国阵内一党独大的政党以来,大马华社经常成为少数巫统极端分子出言不逊,任意欺压的对象。到了 80 年代马哈迪掌政的时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时听到和看到一些极端巫统分子发表《华人寄居论》,《滚回中国论》;甚至还有马来学者公认侮辱华裔。说我们的祖先当年南来,男人是当龟公,女人是当妓女云云。

即使华社群起抗议声讨,但是在当政者巫统的庇护,和马华不敢开口理论之下,这些发表侮辱华人言论的政客学者都不会受到对付。久而久之,许多年轻一辈的马来人,都认为华人确实是马来西亚独立后才从中国来到这里生活的《寄居者》。这片土地的真正而且唯一的主人,就是马来人。连马哈迪也会跟着起哄,利用《Tanah Melayu》的字眼来证明,这里原本是马来人的地方。

更加可恶的是,居然还有类似邱嘉金之类数典忘祖之徒附和马哈迪,否定了华人先辈开拓这片土地的历史功绩。有鉴于此,一年前我就决定收集大马华人史料,立志还原大马华人先辈在这片土地开荒的血泪史。籍此给与那些不学无术的巫统政客和无耻的学者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击。

这里有四个论点,需要先跟大家说明。

第一:华人早在 1 千 200 年前,就已经来到这片土地,华人先辈来到马来半岛的历史,比马来人更久远。这可从考古学者在吉兰丹,登嘉楼和柔佛州发现的唐代陶瓷古物得以证明(可惜这些出土文物的鉴定结果都被当政者刻意掩盖了)。在 1998 年的 6 月,馬來西亞政府聘請了一群專業人士參與了一個本地的歷史研究計劃,以證明馬拉西亞的由來,以及最先登陸馬來西亞者。

來自美國、德國、加拿大、也門和蘇聯的科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其他的隨行研究人員,于2000年時在吉蘭丹發現了最古老的墓碑,而該墓碑竟然有大約900 年的歷史!比起所謂的 Batu Bersurat 更爲歷史久遠,而該墓碑是屬於華 裔的。

所以,考古证明先抵達馬六甲者並不代表馬來民族為馬來西亞的原著民,因爲當時的來往交通路途遙遠,讓他們無法知曉東海岸的事情!证据证明當時華裔已經在更早之前登陸这片土地了。 这项考古证明,令马来特权拥护者面目无光!

第二:马来民族也不是这片土地的原主人。马来人事实上都是印尼亚齐一带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后裔。仅有大约 600 年的历史。

第三: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原住民 Orang Asli。他们才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就像瑙鲁族之于纽西兰,红印第安人之于美国。

第四:从三佛齐、赤土、狼牙修、盘盘、屈都昆等半岛古国的历史记载及出土文物证明,马来半岛古国都是奉行印度文化,证明印度人移居到马来半岛的时间也比马来人更早。

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中小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吉隆坡的开埠功臣叶亚来被换成了 Raja Abdullah 吗?知道为什么当年被马来人高调歌颂为民族英雄的马六甲汉都亚 5兄弟,如今却只被教科书轻轻带过,不敢再多说吗?

因为巫统掌管的教育部要提升马来民族的历史地位,所有《有损马来民族历史地位》的记载,哪怕是真实的历史,都必须修改,必须删除,甚至不惜扭曲。

所以叶亚来必须让位。真实的历史上,叶亚来说吉隆坡开埠功臣,这个越少人知道越好;巫统教育部硬硬灌输年幼的学子:开拓吉隆坡的是Raja Abdullah。

所以当外国考古学者确认 Hang Tuah, Hang Jebat, Han Lekiu, Hang Kasturi 和 Hang Lekir 这五位《马来民族英雄》其实是华人,是当年奉明朝皇帝旨意,跟随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协助保护马六甲皇朝免受暹罗侵犯的武士之后,马来学者们只得悻悻然承认错误。原来汉都亚五兄弟不是马来人;于是原本是教科书上重点强调的文字,统统删除,只能轻轻一笔带过。所以今天你问小学生知不知道谁是汉都亚,他们全都摇头《莫宰羊》。

http://forum.blogkaki.net/thread-11949-1-1.html

因此,我们大马华裔公民绝对可以很有尊严的告诉全世界,我们也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那些说我们华人是外来寄居者的人,其实等同于在讲他们自己!

还原历史真相:谁最有资格宣称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容许我很简单的问一问各位朋友,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朋友,这些有趣的问题:

你或许知道吉隆坡有不少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像陆佑路(Jalan Loke Yew),陈秀莲路(Jalan Chan Sow Lin),叶观胜路(Jalan Yap Kwan Seng),叶亚来路(Jalan Yap Ah Loy)等等,当然全马还有许多大小城镇的街道,都有华裔先贤的名字。你们知道这些先贤的背景吗?你们听说过他们的事迹吗?知道他们为了这片土地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什么力量?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模糊的。

你又知不知道,现在许多马来文的词汇,其实都是从汉语,福建话和广东话演变过来的?比如我们都知道《Pisau》就是小刀。而《Pisau》这个马来文,就是从华人的《匕首》演变而成。

从文字上的影响和融合,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事实上中华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成为构成马来文字的重要元素之一了。

在这里,且让我附带的谈一谈《汉丽宝》这位所谓的《嫁给马六甲苏丹满速沙的中国公主》。这段马来人最引以为荣的《历史事迹》事实上也是充满疑云的。

《充满疑窦的汉丽宝历史故事》

漢麗寶公主到底是誰呢?很多人會說:哦,不就是中國皇帝送來馬六甲和滿速沙蘇丹成親的公主囉。也許還能加一句:隨漢麗寶嫁來的,還有 500 名宮女哦。

如果說漢麗寶公主是中國來的皇帝女,為何中國人自己卻無法交待這名公主的身世呢?為何中國大量的明史文獻中,竟找不到這名皇帝女和她下嫁馬六甲蘇丹的蛛絲馬跡?

其實原因很簡單,漢麗寶是從馬來人自己寫的文獻《馬來紀年》中走出來的。原來公主不是《源自》中國宮庭,而是《典出》書寫馬六甲王朝的一本古籍。这几乎可以当成笑话来看待了!

著名的東南亞歷史專家許雲樵形容《馬來紀年》是雜湊傳說和神話而成,其歷史價值遠不及中國的演義小說。但因為它集合了馬來文學的精華,因此其價值不在于歷史,而在于它是馬來民族唯一的文獻。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马来民族从一开始就不注重本身的历史传承。他们甚至连自己民族的源头都搞不清楚。

《马来纪元》有一章形容馬六甲與中國的親善邦交,全篇約15段文字。漢麗寶的倩影,便出現在這一章的中間部份,共有3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說,中國的王(沒有提名字)很欽佩馬六甲王的偉大,很想與他結交,便要求前往中國朝見的馬六甲使者,將公主漢麗寶帶回去與蘇丹成親。中國的王準備了 100 艘船,和 500 名極美麗的官家小姐為公主的侍女。

第二段說蘇丹滿速沙用一千樣儀仗來迎接中國公主,並在見到中國公主時,用阿拉伯語讚美公主的美麗。

第三段說漢麗寶公主和全體官家小姐都皈依了回教,蘇丹便指定一座沒有城堡的山給她們居住,這山被稱為中國山(後來的葡萄牙與荷蘭地圖都標示現在三寶山的位 置為中國山),中國人就在那中國山下造了一口井。這些人的子孫就叫做 Beduanda China,意思是中國隨員(那時候還不叫峇峇娘惹)。公主為蘇丹生了一名兒子 Paduca Maimut,孫子是 Paduca Sri China,曾孫是 Paduca Ahmed,玄孫是 Paduca Isup。。。。

《中国皇帝喝马六甲苏丹的洗脚水?》

最令人驚訝的部份在《马来纪元》本章最後部份,說中國的王如何喝下蘇丹洗腳水的故事:

馬六甲蘇丹與漢麗寶公主結婚之後,寫了一封信感謝中國的王,並以《僕》自稱,《拜上吾父中國之王》。中國的王收到信後两天,便全身發癢,遍醫不癒。

有一位老醫師說,此病是因馬六甲王以附庸身份相稱,而中國的王卻承受不起這樣的謙稱所致。此怪病必需喝蘇丹的洗腳水才會治好。果然,喝了蘇丹的洗腳水,中國王的怪病便好了,並從此與蘇丹平等相稱。

写这段《神话故事》的马来学者毫无疑问是自大狂。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因为马六甲王朝长期受到来自暹罗(今之泰国)的威胁,因此通过郑和向中国明朝皇帝明成祖朱隶求助,中国于是同意将马六甲列为附庸邦,给与军队保护,并警告暹罗不得轻举妄动。而马六甲王朝对中国的回报则是每年必须朝供天朝。

許雲樵在他的《馬來紀年》譯本中形容,馬來人對時間的觀念非常淡薄,甚至有些鄉下人在孩子出生時種一株椰樹,將來就以這株椰樹的高低來表示孩子的年紀大小,因此很難期望他們會有嚴格的歷史觀。

也有人奇怪,中國明朝皇帝並不姓漢,為何公主卻姓漢。其實,如果把《漢》字當作《中國/漢人》的冠詞,便很容易理解,因為馬來王朝武功高強的五位著名勇 士,與漢麗寶同一時期,他們也“無獨有偶”的都姓漢,叫漢都亞 Hang Tuah、漢日拔 Hang Jebat、漢卡斯杜里 Hang Kasturi、漢利球 Hang Lekiu 和漢利格 Hang Lekir。是不是很像馬來語文常常在人與動、植物名詞前置冠詞,如 Sang 和 Si ?

因此,有历史学家相信,所謂的漢麗寶公主,其實只是中國商賈或船長的女兒,卻被美化為《中國公主》,具有同時抬高雙方身份地位的作用。而中國公主下嫁蘇丹,即是馬中皇室典型的聯姻故事,因此成為今天馬中政治聯姻的重要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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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藝術也应该敢于褪下華衣美服,走出冷氣廳,不需要聚光燈來制造光環?也許,我們都應該認真考慮,废除《漢麗寶嫁蘇丹》這出戲碼,回到真實的現場,以更接近真實的面貌出現?

只有觀眾的目光如炬,公主與蘇丹都拋開服過偉哥的政治和民族感,讓《船長嫁女》還原為歷史的面貌,这样做才是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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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现在,就让我为大家细说从头,马来西亚华侨苦拼数百年的血泪史。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历史轮廓;还原大马华裔先贤辛苦奋斗的真相。

这些历史真相是真实的,而且,肯定是大家在国民中学历史课本上看不到,读不到,也找不到的。因为,国阵政府多年来都在努力抹杀华裔先贤开拓这片土地的功劳!

《华人最早期的峇峇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先贤的奋斗历程和政治思潮的演变,是必须从历史事件去追溯的。由于华人帮派林立,思想繁杂,要全面的剖释思潮的发展是极其困难的。鉴于资料有限,因此我只能尽量从历史片断去概述,挂一漏万及主观上的错误,在所难免;尚请大家见谅。

华人移居东南亚,包括马来亚,是很早的事。例如历史学家姚丹在他的著作《马来亚华侨史纲要》一书中指出,在唐代末叶以迄五代,华人流寓苏门答腊岛者已多,散居马来半岛者,亦为数不少。他们习惯称呼自己为《唐人》,就是一种口传的证据。

不过,《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维特巴素博士则认为,十四世纪马六甲王朝成立后,华人的移居比较规模化,而在 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华人才存有永久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十七世纪,华人在马六甲的人口不过三、四百名。(注:荷兰人于 1641 年打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

延至十八世纪中叶,居住在马来亚的华人总数只是数千人。他们多是商人和矿工。在这初期的迁居移殖阶段,他们亦有与马来妇女、暹罗、马达(BATAK)和巴里(BALI)妇女通婚。在有文字记载的马来半岛历史上,首次诞生第二代的华巫混血子弟。

这些早期留居在马六甲的混血华人,终于组成一个《峇峇》(BABA)社会,较后这类的社会也在槟城和新加坡顺序建立起来。在马来文里,他们的名称是《Peranakan》。并且自组《海峡华人公会》。

所谓《海峡华人公会》,就是由一批已转化为峇峇的华人所组成。根据约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峡华人公会》─书中,对峇峇社会有下列的分析。

他认为,峇峇是一个与中国没有联系的社会,而且生活习惯已经《土生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国的旧传统,但语言方面的《福建马来化》和装饰上的改变,使到他们成为特殊的社群。

其实,华人比较有规模的移民,是英国于 1786 年占领槟榔屿(槟城)后。到了 1824 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华人移民在这三个地区的人数激增。

1874 年,英国与霹雳苏丹签署邦咯条约,揭开英殖民势力介入半岛的序幕。
1884 年,马来联邦成立,1909 年马来属邦成立。
到廿世纪初,整个马来半岛落入英国手中,华人的移民也就更进一步增加。
根据统计,1911 年,马来半岛及海峡殖民地人口中,华人共有 87 万 4200 人。

由于华人大量移入,海峡侨生(或称土生华人,即峇峇)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冲击。一般而言,峇峇的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国为宗主国,因而成为英国人乐于聘用的政府部门文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峇峇的政治意识与行为,大都是效忠于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国。

血泪交织的年代;华裔私会党的崛起

昨天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大家许多议论;也招来不少对马来亚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发表见解言论,我们深感荣幸,也很感激大家能够将真实的历史风貌呈现出来;让更多网民了解,原来真实的历史竟然和国中历史课本所教导的完全不同!落差那么大!

我们呈献这个系列文章的宗旨,不是在于贬低任何民族,我们只是要还原历史,要告诉那些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巫统极端种族主义份子:我们华人也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马来西亚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单一族群的,马来西亚是属于全体国民的。

话说回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来民族似乎是不重视历史渊源的。也从来不注重历史考究工作。他们,尤其是巫统的权贵,地方上的权贵,都把《马来纪元》当成了马来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书》。但其实《马来纪元》充满着神话传说,年份的编写根本不经考究;充其量只能跟《西游记》,《封神榜》之类的中国神话文学相提并论而已。

神话故事怎能成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源、兴盛、衰败、复兴的佐证?

巫统的权贵都是对历史一知半解,甚至是藐视历史,完全不尊重历史的。看看他们怎样对待马六甲荷兰街,鸡场街古迹?看看他们曾经怎样对待马六甲三保山?怎样企图摧毁柔佛新山古庙?再看看现在他们用什么态度对待吉隆坡苏丹街古迹?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只会保护、发扬自己民族的所谓历史古迹文化;非土著的文化古迹,能够消失的就最好统统消失!

这是一个懂得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民族,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言归正传。

上文说到南来的华裔诞生了独特的《峇峇文化》,同时组织了《海峡华侨公会》结社,成为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这三个英国海峡殖民地独有的民族文化。峇峇学习的是英文英语,长期接受英国文化熏陶,因此在政治取向方面,他们是支持英国的。

1900年,满清政府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当时有一名海峡侨生,投稿《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吁海峡华人组成一支分遣队到中国与英军并肩作战,共同对付义和团。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峡侨生加入新加坡义勇军步兵队,表现对英国政府的忠贞。不过在十九与廿世纪交替间,清廷、保皇党与革命党三股势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曾导致若干海峡侨生领袖的思想激荡。他们热望中国能变法图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其中如林文庆.伍连德、曾锦文与阮添寿等人,更毅然回中国服务。

另一方面,从中国移居马来亚的华人,归属于两种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开承认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许存在的帮会组织。

所谓《甲必丹》,就是英文的Captain。也就是华人统称的《酋长》或《蕃长》。受委蕃长者,通常是当地华裔族群中德高望重或有相当影响力者。比如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就是受封的甲必丹。

在马来亚,第一位被葡萄牙殖民政府委任的甲必丹是郑启基,又名郑芳扬。荷兰殖民时代的甲必丹则为李君常(原名李为经)。

一些华社研究学者认为,郑启基是马来亚最古老寺庙青云亭的创建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郑启基于1632年在漳州出生,于1677年,委任他为甲必丹的是荷兰殖民政府。

不论哪一种说法比较准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势力侵入马来半岛之前,华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马来亚存在。华社研究学者认为,华人在马来亚建立本身的社会,自然带来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殖民政府当局也允许华人这样做。华人建立自己的学校,而华人社会的福利及社会服务制度,通过自己主动获得确保。

早期的中国满清政府,也通过赐封南洋〈华人甲必丹〉制度,来维持南洋当地的法律与秩序。从历史事件显示,早期华人甲必丹是一种家长式的统治,与清朝有着一定的联系。

甲必丹辜礼欢传奇

他们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维持着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倾向中国的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槟城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辜礼欢,约在1790年被莱特委任,距离莱特占领槟城不过三、四年时间,当时华人不过二百名左右。

辜氏借着英国人的势力,成为酒税承包人,跃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时被送往中国,最初在林则徐幕府服务,后调往台湾。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辜安平尚被封为贵族。

至于辜礼欢的孙子辜鸿铭(辜礼欢的第三子辜龙池的儿子),被英国贵族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为养子,后负笈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获文学硕士,精通法语、德语和现代希腊语。因受清朝帝制影响,辜鸿铭开始留辫子,抛弃洋服,穿中国衣。1873年,辜鸿铭回中国,考中进士,出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丰,其中《怒吼之声》表达的世界伦理观念,备受欧洲人重视,而译成数种西洋文。

可是他的顽固思想,使他在清朝灭亡后,仍然主张保留辫子、缠脚、纳妾与抽鸦片等恶习,竟叫嚣辫子为〈中华民族之标志与徽号〉。更叫人不齿的是,在民国成立后十年,他依然背着潮流,只有逊帝宣统对他的〈忠贞不渝〉表示激赏,曾死后追封他为〈唐公〉(溥仪逊位后,被日本人利用为傀儡,建立伪满洲王国)。

私会党崛起争夺势力

如果说,英国人先是借助马来亚当地的华人领袖或有地位的人来控制华人社会,以为英殖民政府牟利,那么,到后来英国人则是利用私会党魁来担任甲必丹,以驾驭华人社会,监督他们和灌输大英帝国的思想。

私会党传入马来亚,也是与中国移民同一时期。根据巴素博士说:《马来亚华人私会党,大体来说,出于天地会分脉,亦称为洪门或三合会,在中国已生存有好几个世纪,原本属于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团体,而在满清时,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 》

三合会大约是成立于1674年,即清朝入关后约卅年。他们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并发愿:〈严守秘密,歃血饮酒,结为义兄弟〉。档案显示,在槟榔屿开埠后的十三年,即1799年,私会党已在槟城公开活动,且曾鼓起暴乱。

据槟榔屿的海山会领袖刘亚昌供述,1825年,他们已备有300只小船,结集1万5000暹罗人,1000华人及8000马来人,准备在槟起事,意图推翻英国殖民政府。如果此说确有根据,那证明早期的私会党,也拥有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政治思想,但因力量不足,有需借助暹罗人的支持。不过,有关的举事最终功败垂成。

历史资料也指出,其实华人并不真正支持暹罗入侵,有的只是为了支持吉打苏丹所展开的维护尊严和地位斗争,确保吉打安宁。

吉打州,早年某些华人领袖对马来王室的效忠,几乎变成了传奇的故事。李氏兄弟(李欲修及李欲正)和甲必丹戴春桃(又名戴春华),对吉打当地社会的忠诚服务的事迹,长久遗留在当地人民的记忆中。

1821年,暹罗占据吉打,迫使大批马来人集体逃往槟城和威省。但吉打苏丹在当地人民,包括华人的合作下,致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各族人民应有的权利。直到1909年,英暹条约签署后,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权归英国。

巴素博士发现,1825年时,马来亚有下列四个私会党组织:义兴、和成、海山及华生。

他们的初期组织结构是:海山与义兴,散布于殖民地各处,会员均服从会中领袖的命令及约束。他们称其领袖为大哥。这些私会党分作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主要干部,然后分成许多支派,每个干部及每个支派,都有一位头目管理。

从唐山(中国)南来的移民,叫做〈新客〉,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时,这些私会党便会派人邀请他们入会,假如他们拒绝的话,便会受迫害。

由此可见,早期的华人结帮立会,在表面和名义上是讲求兄弟义气,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实际上却是领袖在培植势力,以向英殖民政府争取更大的利益。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浓厚的倾向,虽然标榜反清复明,但在利益争夺底下,私会党已沦为争夺地盘的组织了。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没办法控制他们,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会党组织是〈政府中的政府〉,俨然是马新华人的〈地下统治者〉。莱佛士的私人秘书文西阿都拉在其自传中,有描述私会党强制华人入党的情形,迫使他们就范,否则受到毒打,甚至被杀害。 以当时的情形看来,南来的华人一无所有,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被迫参加这些私会党,才能求取生存。

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华裔开始扎根兴学

上文说到,私会党的壮大,令英国殖民地政府非常不舒服。不断花心思企图分裂私会党,削弱他们的力量;而初次南来的中国人,往往必须接受被私会党欺凌的命运。

根据史载,私会党后来竟分成两大派系,一为义兴,一为海山。这两大派系吸纳不同省籍的人士,且以拉律(即今太平)的暴乱为最严重的冲突实例。

霹雳的暴动也称拉律暴动。拉律以产锡闻名,起初归《海山》党人开采,首领是郑景贵,地盘是在吉利包矿区(即今太平监狱地)。另外,在太平甘文丁,则归《义兴》党人所发掘,首领为苏亚昌。

两党之间为利益而争斗不休,兼之籍贯互异,苏亚昌领导的《义兴》属粤之四邑:集结了来自廣東省江門、珠海、新會、台山、開平、鶴山、中山、佛山、順德、东莞,广州、肇庆、番禹等地的番客,即广东帮。

郑景贵率领的《海山》属闽南五县:结合了来自福州,漳州,安溪,永春,厦门等地区的番客,即福建帮。

义兴帮与海山帮之间所引起的首次暴动发生于1862年,继之1872及1874年再发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动。

私会党鼓起暴动之前,已断续在各地发生暴乱,如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以至砂劳越,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乱,起因于私会党不满一些华人改奉天主教,结果造成500人丧生。槟城于1867年也发生在三合(义兴)与督公(大伯公)之间的殴斗,竟展开十日大械斗,使全市陷于瘫痪。

然而最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动,终于启开英殖民政府干涉联邦内陆的序幕。著名的邦咯条约就是于1874年签署的,英国的参政司制度于是逐一推进马来半岛内陆。

私会党的政治意识是随着首领而发展的,他们曾反对英国的施政,也抗拒任何对他们利益的约束,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

但是狡黠的英国统治者,在这方面是随机应变的。当无法镇压时,便采取拢络手段,例如义兴党和白旗会(WHITE FLAG,由马来人及印度人组成)的领袖陈亚炎被委为甲必丹,而海山党三合会首领郑景贵,也同样出任甲必丹。他们之间既是敌对,但在拉律事件后,也有合作的地方,在霹州议会上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

甲必丹亚贵(郑景贵)和陈亚炎,身为华人社会的代表人物,自从出任甲必丹之后,都肯把大众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二位旧敌表现出一种令人仰慕的特性。

自从两党纠纷媾和之后,他们反而变成亲密朋友。据知,陈亚炎后来成为郑亚贵第四子的契爷,这个孩子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郑大平。

尽管私会党存在着违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记录,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动,但私会党并不因此而绝迹。在19世纪下半叶,仍然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表现其不定动向。

不过,在华人社会的公开影响之下,私会党已经渐渐式微,由合法的华团组织取代了。综而观之,私会党当时的政治潮流不是倾向西方的,因此他们与英国的合作除了保护既存的权利外,领袖更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般而言,他们继承了旧中国的传统和宗教。譬如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张理,即被认为是最早来槟的华人,因此拜神成为华人思想的重要部份,封建的意识十分浓厚,同时也由于华社自成一体,对于街道的命名也与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

接受感召效忠清廷

由此可以想像,他们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会。不过,他们已缺乏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现实主义已经取代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

尤有进者,加上赌博与抽鸦片大行其道,华人的思想即被麻木,而对政治显然不热忱,除非是关系到切身的利益,才起而反抗。利益的冲突和争夺,及对工人的剥削已使私会党变质,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成为一种绊脚石。

不过,这些私会党也不完全对政治没有意识,尤其是担任首领的,或多或少存有对中国的关心。郑景贵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在发迹后,偶尔返回家乡,捐输救济中国水灾及战争救济金。他是在李鸿章提督指挥下的法越战争时期捐献的(清廷支持越南,以阻止法国威胁中国安全)。满清政府为酬答他的捐献,特封赐予二品官衔头。这又显示早期的华人领袖,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

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为华民护卫司,是为英人直接干预华人事务之开始。华民护卫司亦为社团注册官。

1882年危险社团法令生效后,白麒麟宣布海山公司为非法组织。1889年社团法令通过,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团法令,封闭所有华人私会党组织,并将一部份私会党徒驱逐出境,所有的社团必须重新登记才能公开活动。

同时,就在英国设立华民护卫司的同一年(1877年,即光绪3年),清廷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首任领事为胡亚基。1890年,清廷接着在槟城设领事馆,首任领事为张弼士(张振勋)。领事馆的设立意味看清廷认定当地的华人是它的子民,因此有受保护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与英国的华民护卫司制度起了冲突。

因为英国认为,住在马来亚的华人必须接受英人的统治,无其他势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权。英国坚持不让清廷对华人产生政治影响,只是允许通商的连系,以致两者关系不能协调,且演变成一种政治对抗。但是,鉴于华人的倾向,清廷在唤起华人对中国的关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一个实例,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陈金钟独捐4000元,给清廷作为救济饥荒基金。

很显然的,清廷最后对英国人妥协,只委当地人出任总领事,而不是由清廷遣派,这进一步激发马来亚当地华人对清廷的效忠。

虽然是住在英国统治的地方。这种通过领事馆的活动,使清廷占了优势,尤其是在政治意识的灌输,尽管当地的华人服膺于英国的法律。从华文教育和华文报业的发展,即可见诸一斑。

在当时清廷的政治思潮影响下,华人对文化和教育乃告热心起来,虽然于1729年,清代雍正年间,槟城设有一所五福书院及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又设一间南华义学,但属于私塾性质,学校规模尚未形成。

第一间的正规华校,当推建立于1904年(光绪卅年)的槟城中华学校,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霹州有育才学校,此风一开,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教育风气至为蓬勃。华文教育于是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萌芽,并茁壮成长。从此以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火炬,再也没有熄灭过。

支持清廷还是支持革命?海外华人左右为难

上文说到,十九世纪末期,马来亚华裔社会受到满清皇朝光绪皇帝的感召,纷纷出资兴学。第一间的正规华校,当推建立于1904年(光绪卅年)的槟城中华学校,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霹州有育才学校之设,此风一开,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教育风气至为蓬勃。

当时华人办学,并没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资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传播华文教育。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一项法令,要求对学校及教员进行登记和统制,并对华校实施津贴制度,虽然这只限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而马来属邦不包括在内,不过华人还是不断发展华校。

据巴素博士统计,1938年,单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生逾9万名,英校生有2万7000余名。换句话说,读华校的人数远超过英校的数目。同样的情形,也反映在华文报业的兴起。

虽然马来亚的第一份华文报,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由教会主办,富宗教色彩,前后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规模和有启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的《叻报》。

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对中华文化酷爱。新加坡报人陈蒙鹤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专书中,曾经分析《叻报》创办的动机,她认为《叻报》不是为利,而是为推广中华文化,改进华人社会风气,且具有爱国意识。

《叻报》内容包括新闻、社论、通讯及广告。新闻有本坡新闻、外埠新闻及国际新闻,前后刊行51年,第一任主笔叶季允,乃被礼聘从中国南来主持笔政,达41年之久。

学校和报纸俱是传播智识和文化的所在,对于政治思想的灌输,也是至为重要的工具。因此,从早期的华校和华报性质看来,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不遗余力,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

华人社团取代私会党

必须提起的是华人社团,在促进民族意识和保护会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认为,华人社团的组织是伴随华人南移的产物,虽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会党的势力庞大,支派很多,以致成为华人社会的〈保护者〉,社团的重要性也就相对减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对付私会党组织后,公开注册的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而起,取代私会党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说社团较私会党发源迟,而是其功能在较后期才表规出来。

马六甲的青云亭是华人最古老的结合组织,槟城的广福宫,建于1800年。就是最早期的华人社团。

初期,庙宇与地缘性存有混合为一体的迹象。 1801年,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筑为庙宇,槟城的广汀会馆前身为〈广东公司〉,成立于1801年。马六甲的应和会馆成立时,初称〈梅州众记公司〉,1825年改称为〈应和公司〉,嗣后始再改为〈应和书馆〉。

较早时期成立的会馆,多与私会党组织脱离不了关系。同乡团体,从故乡带来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会党亦是其中之一。所谓的会党,是指来自同一个乡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组织,负责照顾所有乡党的福利和生活。会党对党员来说,是有绝对的义务,无条件扶助的团体。当权者认为,可以利用为支配的工具;农民和劳动者认为,是结合同人再好没有的组织,革命家亦认为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党大伯公会,就是这样的会党组织;广汀会馆,宁阳会馆和义兴党,亦有不能分离的联系。若以县会馆而论,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创办人,在义兴党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无疑的同乡团体具有封建性格。同时孙中山在华侨中,能够组织同盟会,原因就是可以动员私会党,所以会馆事业,是有利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

除了地缘性的同乡会,血缘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种被认为是代表工商业和职工组织的业缘性团体,如建造行、兴和打金行、鲁班行等。华社研究学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鼓励带有商业性质的代表性组织,包括同乡会和宗祠在内,一个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数职,而成为一方领袖。

当英国发现私会党的组织已尾大不掉,且渗入一些早期的会馆(前称公司)时,乃改弦易辙,通过扶持会馆、宗祠和商团来取代会党(私会党)的地位。廿世纪初叶,华团应运大量而生,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温和派华人领袖,特别重视受英文教育的侨领,来领导社团,直接归属英国统治,而又能协助政府推行政策。

华社团体百花齐放

就拿槟城来说,嘉庆5年(1800年)建立了广福宫(广东及福建人合作)后,又于光绪12年(1886年)在毗邻,挂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会馆,商业与社团结合的机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从教育、报业及华团三方面的发展来看,马来亚华社对封建制度的维护表露无遗。尊孔学校及孔教会的中华学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华文报宣扬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华团拜祭神位,除削减私会党力量外,亦在于巩固封建体系。

虽然这些发展和所传播的政治意识,不全然与英国政治思潮相符合,但并未危及英国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华人的政治思潮自行发展。不过,英国人认为,通过法律的控制,对于华人的政治意识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况当时,华人并无驱赶英国人的观念,只是侧重在经济发展和谋生,在政治上不很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但是,上层的华社份子则以取得满清皇廷赐封的官衔为荣耀。

第一位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华侨,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时为1869年,所得的官衔为道官,以褒奖他慷慨献捐福建省的防务基金。

之前,海外华人得不到清廷《皇恩》之赐,是因为满清政府对海外臣民,采取敌视态度的一种表现。满清当局一向把海外华人看成罪犯或中国文化的背弃者。认为他们私自逃离国家到海外谋生,是一种被祖叛国的行为。但是到了19世纪末,清朝政府对华侨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 1893年,清廷颁布的一项通令,对华侨撤消传统的限制和惩罚,并献议保护那些回返祖国的华人。

通过捐款而授予官职是另一种拢络的手法,以使侨民忠于满清帝国。这是因为清廷在后期的经济出现危机,不得不借助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演变到后来,授官之举成为清朝确保华侨效忠的一种手段,后来被利用做为一种政治武器,以对抗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新加坡、马来亚华族社会的影响力。

两种政治思想斗争

从历史发展看来,在20世纪之前的新马华侨政治潮流是不显著的,一般上是低调的。他们摆脱了清朝统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后,投身怒海,移居到马来亚,目的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只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他们依附着领袖及首领的政治意识,不过从未正式的集体表明政治态度。

基本上,从甲必丹之设立,到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到私会党的蓬勃,吸纳新客成为党员,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买,到最后被清廷封官收买,及后便在上层社会展开两种政治思潮的斗争。第一种思潮,是效忠清廷,协助腐败的满清政府致力巩固江山,取缔反抗清廷的份子;第二种思潮,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出钱出力支持推翻满清政权。

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整个华人社会的政治醒觉,纷纷加入了政治斗争。先是改良派的康有为到来争取华人,继之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接着便是抗日的斗争,随后是国共斗争的冲击,转入五十年代,民族主义兴起,华人政治思潮有了一个巨大和划时代的转变。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在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改良主义的思想即已在中国兴起。

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阶段(1894年至1895年),由于清朝一再对外来霸权主义让步,促使一批知识份子提出改良主义学说,其中以康有为及梁启超为代表人物,推出了维新运动,但是遭到了当权派的反击。以谭嗣同为首的《四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斩首。

戊戌政变的失败,迫使康有为及梁启超向外逃亡。他们的思想是保皇的,与光绪皇帝有密切联系,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

他们谴责慈禧太后30年来的反动统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医中国之病,唯有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绪皇帝复辟)则下来俱妥矣》。

康有为及梁启超是属于《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张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扬思想时,也促请华人支持光绪皇帝,对抗慈禧太后的顽固派。

康有为逃难的时候曾经到过马来亚,怡保的旅游景点霹雳洞,也有留下他的墨宝。不久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来到马新等地宣扬革命,以推翻满清政权,另立国民政府。

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在争取华人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保皇份子曾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天南新报)(1898-1905年)与《南洋总汇报)(1905-1946年),他们也在槟榔屿创办了《槟城新报》(1895-1936年)。

康有为在另一方面也宣扬办学,鼓励华人筹组孔庙与社团等。孔教会乃先后在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尤其是马来亚,有许多的华文学校,是由康有为在当时奠立基础的。

马来亚华裔先烈流血流汗,助孙中山革命成功

来自雪兰莪州董联会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中国教育界文人学士,对马来西亚华人是充满敬意的。

他说,中国学术界人士普遍上认同,马来西亚华校生的中文水平程度,是东南亚各国当中最高的。其他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不说,即使是印尼和泰国最近十多年致力发展中文教育,鼓励当地公民学习华文华语,但是程度上还是远远不及马来西亚华校生。

新加坡的华文水准,自从70年到过后就不断滑落,今天要跟马来西亚华校子弟相比,落差也是很大。

这当然是因为过去数十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斗士们的不屈不挠,坚定立场维护华教所致。

中国学者对马来西亚华教人士肃然起敬,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史上,马来亚华人的贡献是很大的。马来亚华裔先贤不但大量捐赠金钱物资,还让子弟们回返中国投入战场。

后来的中共建国历史上,马来亚华人的功劳也不可磨灭。中国建国元老之一,已故李先念,就是来自马来亚森美兰州的华裔子弟。还有,中国大学学府的教授和讲师,也有不少是从马来亚回去中国服务的。因此,中国学者在谈起马来亚华裔的时候,一般上都是充满敬佩的。

言归正传。

上文说到,革命党和清廷争相笼络马来亚华裔领袖,希望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

在当时的上层华人社会,分成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峡华人峇峇的亲英国思想,对中国政局不表关心。比如由峇峇薛有礼创办的《叻报》,即向康有为泼冷水。

其二是与中国有关系的,尤其是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上层份子,他们宁可支持保皇运动,也不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因此,保皇党初时在南洋社会占了优势。

例如英籍华人领袖林文庆就极力诋毁孙中山的革命,称他是《魔王》。

孙中山结合海外私会党势力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不气馁,他在极为艰辛的不利条件下,组织他的革命团体。私会党的组织就成为他的结合对象之一。孙中山也是三合会的会员,他在中国、檀香山与海外其他地方都与三合会的支会联络。

后来,在1894年,孙中山自行成立的《兴中会》,也是依据传统的秘密会社的方式而行,会员同样用血宣誓,也同样传用秘密信号与言语。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曾利用私会党的协助。他于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并被推举为《洪棍》,在洪门组织,称元帅为洪棍。

孙中山的《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痛斥满清腐败无能,要求振兴中国。到了1905年,演化成同盟会,发出宣言表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于1906年在新加坡设立,随后在吉隆坡、槟城,森美兰、马六甲及瓜拉比劳纷纷设立分会,但在怡保计划不得逞,因为遭受保皇党份子的激烈反对。

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政治斗争,亦可从同盟会创办的报纸打对台戏窥见一斑。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图南日报》(1904-1905年)与《中兴日报》(1907-1910年),也在槟城设立《光华日报》(1909年─迄今)。从历史资料显示,目前仍然是槟州最主要的报章《光华日报》,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支持下创立的。

除了通过报纸之外,革命党人也通过演讲和一些社团从事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槟城的《阅书报社》(于1908年11月在社团法令下登记)。

尽管保皇党在马新的政治活动,曾在初期占上风,且得到上层份子的拥护,但同盟会则借助秘密会社的力量和中等阶级的支持,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尖锐化斗争;渐渐的后来居上。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同月内死去后,保皇党已失去一个《挟天子之名》的号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见大势已去,一些上层份子也掉转方向,支持孙中山了。

根据史料显示,华人群众并未全力介入保皇党及同盟会的活动,这是由于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的政治斗争。而且,这两派的人多数周旋在中上层社会,尤以孙中山的身份更为特殊,他备受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不能自由活动,以致需要通过其他团体及报章来宣扬它的理想。

辛亥革命为海外华社带来激荡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这个历史转变给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醒觉,带来巨大的震荡。究竟同盟会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据一位革命党领袖邓慕韩统计,1908年在东南亚有3000名同盟会的会员,大部份来自马来亚、新加坡两地。当年新马一带的华裔总人口约为60万人。

日本的历史观察家估计,从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槟三地约有2500名会员。如果此说无误,则其成员只占当时马新华人十五岁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许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形势为之一转。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后(导致清廷的灭亡),槟城有5000人剪掉辫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国参加孙中山的革命。

在捐款方面,槟城有6000到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镇也响应,总计3万元到4万1000元不等。参加同盟会的人也增加至占当时华人15岁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虽然已有所改变和较为积极,但上层社会仍有分歧,有人拒绝支持孙中山,吉隆坡的矿商陆佑及姚东生即为两个明显的例子。

他们不介入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愿卷入任何与现存政权对立的活动,同时他们是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成为巨富,他们因此与英国的关系较为良好,而对中国的效忠缺乏热忱。不过,也有富商转变他们的思想立场,如霹雳的矿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较后赞扬孙中山的革命是中国的先锋队。胡子春是霹雳华教中坚份子胡万铎的祖父。

正由于孙中山在为理想奔波时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转而向中下层人民,以争取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在阅读孙中山的言论及报纸的鼓吹文章后,华社思潮起了急速的变化,对满清的暴政起恶感,对外国的侵略产生抗拒心理,他们甚至本身也成为宣传家。

据知,在此时期,霹雳有2000名华工返回中国,那些尚在矿地的矿工,也合捐了1万元。这说明了孙中山的政治宣传已打进马来亚华人的中下层社会。除了工人以外,低层的人物包括私会党员、小贩、三轮车夫,乃至妓女及乞丐也捐款给革命运动。

尽管现代一些学者提到辛亥革命时,认为对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对20世纪初,华人的闭塞,保守与冥顽思想起了很大的冲击。

王赓武教授在其论文《1900-1911年海峡殖民地华人保皇党份子及革命党份子》中指出:《介于1900年与1911年间,最主要的不是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是海峡殖民地华人,倾向中国的思想与态度的转变。 》

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

二十世纪初期,根据颜清湟博士形容,在这个时期马、新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拯救中国,但对海外华人确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成三类: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海外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及新思想的涌现。

其一,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海外华青,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甚至牺牲生命,并有许多捐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从1911年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新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同时,这种思潮也带着反对外来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其二,在孙中山先生展开革命之前,海外华人是不团结的,也有帮派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当孙中山先生于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本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

他于是通过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运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们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乃被加强和发展起来。

1909年在霹雳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学校传播华语,逐渐打破用方言教学。当然保皇派在这方面也有其贡献,它使到华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时期各州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最初为华人商务局)。虽然这些组织是清廷所赞成的,有倾向清廷的思想意识,但对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后被允许成立起来,这类组织容纳各帮派代表,而在促进谅解及团结方面,有了多少的帮助。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马来亚华裔兴学办报

上文说到,孙中山先生终于成功争取到广大海外华裔的支持,鼓舞了推翻清廷,建立中华民国的士气和信心。

我们也说到,新马两地华社在20世纪初期,开始纷纷创立工商组织与商会组织。

在这个时期各州成立的中华总商会,虽然是清廷所赞成的,有倾向清廷的思想意识,但对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后被允许成立起来,这类组织容纳各帮派代表,而在促进谅解及团结方面,有了多少的帮助。

成立最早的是槟城中华总商会(1903年),继之为关丹中华商会(1903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以后各州各县都有商会之组织。

和其他地缘性和血缘性组织不同的,是中华总商会是当时越过方言藩篱的最主要的组织。地缘性组织,如广东会馆提倡广东方言,韩江公会与潮州会馆倡议潮州方言,客家公会使用的是客家方言,福建公会当然就是以福建方言为主。血缘性质的组织,如林氏宗祠,陈氏书院,辛柯蔡乡亲会,颜氏公会等等,则以本性宗族的语言为标准。

中华总商会的设立,打破了方言的隔阂,统一使用华文华语;对于团结华社各帮各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然于1911年后,华人社会基本上还是保持帮派林立的现象,但辛亥革命运动,无疑已吹起了团结之风。这是至为重要的第一步,否则不会有今日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革命思潮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旧社会和旧传统。 《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断传开。女子学校受鼓励设立,女人允许加入社会活动,也参加孙中山革命。平等主义:男女平等及不分年龄,和爱国主义:利他主义及舍己为群,成为改变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

南洋华社掀起思想改革浪潮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便将同盟会与另四个团体合并,1912年8月1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这个政党较后在马来亚获允许成立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国民党并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因此不反对国民党在新马两地公开运作。 1912年12月18日,新加坡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1923年,这个支部8个重要职员中,有七个为英籍侨生,包括一位早期抨击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林文庆博士。

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

另一方面,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抓住北方军权,又掌握尚未全面灭亡的清廷大权,孙中山为顾全大局,只要实行共和,即可退位,以致1913年袁世凯篡夺大权,就任大总统,旋后又想复辟帝制,于翌年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

在日本和外来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逐步地趋向做皇帝的美梦,当然他是在丧失主权下,换取日本的支持。原想准备于1916年登基为《中华帝国皇帝》,没料到各地军政反叛,在气怒之下,这个被万民所咒的大野心家,终于1916年6月6日死了。

际此时期,中国已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孙中山眼见革命果实行将化为泡影,又起而讨伐,于1924年,在广州成立南方政府,加强海外华人的联系,以寻求支持结束中国的分裂局面。

翌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统一中国的大业未能完成。这期间的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外国势力因此有机可乘。

1927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控制权,从此就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展开了长时期的斗争。

话说回来,在1919年5月4日,当时中国爆发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华人的思想。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在中国最脆弱和最危难的关头下,掀起的新思想运动,向封建制度和旧礼教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从而唤起人们的政治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白话文被提倡,新文学运动也应运而生了。同样的,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也起了变化。马华新文学思想,是接受了中国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马新地区,包括沙巴和砂拉越发展起来的华文白话文学。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另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出现了一定数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开端。

毫无争议的,五四运动对马来亚华人思潮的启迪具有很大的作用,马新华文报刊杂志的蓬勃出现,话剧运动的推广,对整个华社的思想,起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特别是对知识份子而言,思潮的激荡加速了他们对政治的热心和更加关心华人社会的问题及切身的利益,文化和教育的兴盛自不在话下。在新文学运动浪潮鼓动之下,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星洲日报》于1929年创刊,《现代日报》创刊于1936年,《星槟日报》创刊于1939年,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催促下的产物。

反日本运动成为华社主流

在政治方面,1919年马新华人社会也展开反日运动。五四运动的反日余波,很快就冲击到马新的华族社会,引起了共鸣。工人学生群起骚动、捣毁日货、洗劫日人工厂,秩序大乱。接着槟岛也发生骚乱,吉隆坡亦有小规模的示威运动。

由此看来,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思潮除了被灌输倾向中国,以从清廷中拯救出来外,更带有反抗侵略的行动,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横行更是义愤填膺,继而转入反帝国主义的时代。

这个时候,英国殖民势力也是介入中国的其中一个(香港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对马来亚华人政治的醒觉和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感到不安,于是采取行动取缔。但迄至国民党于1926、27年北阀胜利后,英国政府又改变态度;对新马两地华人的改革思潮采取默许的立场。

但是,当年由于华人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左倾思想已出现,这可从英国殖民政府搜获反英及反帝国主义的文件得到证实。

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和中共的分裂,也波及马新华人社会。左派团体和国民党的斗争时有所闻。但在大局来说,抗日仍然是一个主流,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已逐步的占领中国的领土,且企图称霸整个亚洲。

1928年的《三五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翌年《一二八事变》,直到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在在使到中国和亚洲处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下,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出来的霸权毒瘤。

这样一来,抗日救亡运动成了马来亚华人的主流思潮,激起了空前的群众运动,1937年的反日运动是由华族巨商陈嘉庚所领导(陈嘉庚是南洋商报创办人),中下层人士热烈反应,其中尤以下层的劳动工人,出钱出力,不惜一切牺牲来完成历史任务。

而文化及教育界人士也口诛笔伐,筹款义捐。连接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运动突破了马华社会传统的帮派观念,大家同仇敌忾,组织了全马筹赈总会,共策进行。抗战的宣传工具──文学,也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鼓吹救亡,鼓舞士气,惩戒汉奸,抵制日货,筹款赈济伤兵难民,组织华工赴华服务等等,成了许多作品的热门题材。

战后华社四分五裂,马共趁势崛起

上文说到,马来亚华社积极投入中国抗日战争,不但发动一系列筹款活动,也派遣子弟回去中国投入战场。

从马新富商陈嘉庚的历史,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潮的变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思潮的其中一个倾向。当然陈嘉庚并不代表全体华人的思潮,因为土生华侨就和他的思想有一段距离,即使是南来的华人也不尽然与他具有同样的想法。

海外华侨展开反日运动时期,若解读马新富商陈嘉庚的一生历史,几乎可以说明,当时一部份华人的政治思潮演变。王赓武教授把海外华人划分成三个集团:

甲集团,他们主要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对外政策;

乙集团,他们主要关心社区政治;

丙集团,他们已进入非华人的权力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土著、殖民地宗主国或是民族主义者掌权。

陈嘉庚是属于甲集团,但又带有乙集团的影子。他于1890年(17岁)南来新加坡,他的父亲陈纪柏已先在新加坡开基立业。 1910年,他拥有资产45万元。1909年,他认识了孙中山,1910年剪去辫子,加入中国同盟会,断绝与清廷的关系,是为他从政之开始。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嘉庚负责筹款救济闽省同胞及维持治安。 1913年在家乡兴办集美小学;1912年又创办厦门大学。

1928年3月5日,日本军国主义派兵占领济南,惨杀外交官蔡公时及民众,是为历史上的《三五济南惨案》。消息传至新加坡,陈氏召集各界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汇去130万元,并号召华人反对日本侵略,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他在所创办的《南洋商报》广为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及美国总统,敦请履行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否则大战即将到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随之而来。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冲击全世界的经济同时笼罩在经济萧条的阴影之下。陈嘉庚的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打击,终在1934年将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收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对日本展开全面抗战。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出任主席,接着被选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通讯主任。

根据记载,当时筹款总数每年达到1亿6000余万元,但由于当时国民党非常腐败,许多捐款落入当时国民党一些高官的袋子。

陈嘉庚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因此对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之主张对日和谈提出驳斥和反对。不客气地形容汪精卫是《秦桧卖国求荣》。

汪精卫主和失败后,为了躲避蒋介石追杀而逃往越南。随后接受日本招安献议,担任日本在东北扶助的,逊帝溥仪成立的《伪满洲国》丞相。

陈嘉庚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慰劳团,回中国慰劳抗日军。过后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乃倾向支持中共。

1942年,日本蝗军侵略南洋,马新沦陷时,陈嘉庚避难爪哇,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10月6日陈嘉庚自爪哇回到新加坡。

1946年,他用南侨总会长名义,拍电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停止干预中国内政,不再援蒋,以使内战终止。

这一年,他在新加坡又办了《南侨日报》,对国民党政府展开抨击。 1949年5月5日他从新加坡回国观光。较后在中国定居,1961年逝世。陈嘉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南洋华社的领袖,但他坦承筹款数目不是十分理想,虽然也不叫人失望。他说,除了资本家及侨生多不认捐外,其他如认过一次特别捐后,都不肯再认常月捐,故逐月成绩仅有此数(逾200万元)。

他认为,若资本家及中等商行,肯将其逐月入息,捐出十分之二、三,则全马义捐可增许多倍。至于每月有此200多万元,大半有赖货物捐及各游艺会所收集。而英属北婆罗洲(即今沙巴),华人虽有8万余人,劳动界占大部份,抗战后诸埠亦多成立筹赈会,但认常月捐仅古晋、诗巫数万元。

陈嘉庚的历史,在战后以来的一段时期,被人利用为指华人忠于中国的例子,但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郑赤琰博士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说:《不错,一些华侨和陈嘉庚在50年代以前,将大部份财产移回中国,但这是在马来亚独立前的事,也较中共于1949年建立政权为早。 》

无可否认的,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日的年代,侨生社会鲜少介入这类的政治活动,除了极少数领袖如林文庆等人外,绝大部份置身度外,因为他们忠于英殖民政府。但是,郑赤琰博士说,战后以来,峇峇(Baba)在新马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华人的抗日运动先是有所担心的,怕局面会失去控制,危及其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最显著的是已被国民党及左派团体的斗争所困扰,迄至七七抗战开始,内部的斗争才缓和,而矛头一致向外。有人形容这是马来亚华人首次表现出团结的大好形势。

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

较后于1939年,英国宣布对德国希特勒作战,而希特勒又是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造成英国改变对华人的态度。配合着反抗侵略行动。马新的华人也曾几次举行援英募款运动,慰劳英军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难的英国人。因此英国政府深受感动,允许华人公开抗日,抵制日货,且于1941年日本南侵时,英人谋使华人政党共同站在同一个战线上。

1941年,华侨动员委员会,在陈嘉庚主持下成立,动员委员会获得国民党及共产党的赞成,及得到殖民政府汤姆斯总督的祝福。该会在许多方面参加抗日军的工作,直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为止。

1940年国民党与中共,在重庆成立一项合作协定,促成了马来亚的马共与英国合作抗日。但是在战后,马共因为反对殖民统治,并曾公开活动,于1948年发动叛乱,退出法律范围,因此在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下,成为非法团体。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投降,马来亚的华人政治思潮是从低潮走向高潮,然后又有所分裂,国民党派和左派的斗争即为一例。

不过,新的政治思潮已在战后出现,盖过了以前的潮流,那就是不分种族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抬头,纷纷要求国家独立,标志着战后以来,政治思想的再一次大转变。从战前的历史变迁看来,马来亚的华人在政治上是有所分歧的,即使是华社本身,也因方言互异,帮派林立,一直到今天。

至于思想上的落后与迷信的一面,则未因五四运动全面消除。相反的,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甚至因各种的变相怂恿,封建的思想有大行其道之虞,对华人的政治醒觉无疑是一股阻力。不过,总的来说,战后的马来亚华人,已从倾向中国政治转向效忠于马来亚。这种政治思潮,标志着华人思想的转变,是值得重视的转捩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战后三种思想演变

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正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的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失败于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崩溃于后,整个世界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边是美国军力的膨胀,迅速地跃居西方集团盟主的地位,领导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在东欧建立共产体系,也使到亚洲一些地区成为共产国家,如中国、北越及北韩(朝鲜)等。

但是,处在这两个夹缝中的其他国家人民,民族主义的思潮强烈地表露出来。这种思潮反映在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方面,人民纷纷要求摆脱殖民地的统治。有些国家很快在战后即得独立,如印尼、印度等,而有些国家延至五十年代或六十、七十年代才实现独立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处在极为微妙的地位,他们在理论上,需要或归属于居住地区或倾向中国之间作一抉择。但是,由于政治意识的分歧及一些华人采取保留的态度,造成了社团领袖或华人领袖,在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尽相同的。

峇峇成为马来亚华社政治主流

前面说过,如果从历史的情况来分析的话,有的学者认为,战后华人的政治态度一般上可以分成三个集团。

甲集团主要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乙集团主要关心社区政治;

丙集团已进入了非华人的权力政治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于土著、殖民地宗主国或是民族主义者掌权。

不过,王赓武教授认为,自1945年以来,甲集团的狂热已消退,许多人转变成为乙集团, 形成华人社区的统一与团结。飘浮不定的丙集团华人数目在增加,并努力向居留地认同。可是,这种情况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并不明显,换句话说,这种分析的科学性是有斟酌的余地。

因为战后以来,马来亚的华人就不曾出现过团结与统一的局面,而是继续在政治上存在着分化,甚至是相互斗争的。王赓武教授在另一篇论文《马来亚的华人政治》里,将马来亚的华人分成三个政治体:

甲集团与中国的政治保持联系,经常与中国的命运认同;

乙集团包括大多数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华人,保持低调或作间接的政治联系; 丙集团是属于那些少部份的摇摆不定的人,因为他们难于确定自己的身份,但一般上倾向于某种程度的对马来亚的效忠。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较为明朗,但未涉及思想上划分他们的歧异。马来亚的华人在战后所受到的政治冲击,基本上可以分成下列三类:

(一)倾向中国,但是属于国民党份子或是具有右派的思想。

(二)倾向中国,但思想左倾。

(三)土生华人, 受英文教育,思想倾向西方,尤其视英国为其效忠对象,他们被称为《峇峇》。

新马华人处在分裂状态

无可否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唤醒了东南亚的人民,普遍对政治的醒觉和重视,民族主义的浪潮排山倒海而来。但是,马来亚政治发展算是比较缓慢的,以致不需经过流血斗争即能迫使英国让步,当然这也是英国的深谋远虑──在政治上让步换取经济的既得利益。

同时,毋容讳言的,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得比较强烈,进而结成一股政治力量,于1946年反对英国提出的马来亚同盟(MALAYAN UNION),促使英国必须拟定另一种政治结构──马来亚联合邦,以确保马来人的政治地位。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1948年2月1日生效,标志着马来人在政治上扮演积极角色的开始。而马来亚的华人,战后初期,仍未培养起马来亚的意识,倾向中国的,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热衷于相互的斗争,尤甚于关心如何争取独立以成为新兴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关心政治的,仍然抱着只管经济利益的态度,同时也担心当地的左派运动波及而受累,宁可置身度外。

土生的华人峇峇,对英国有深厚的感情,继续迷恋于英国的殖民地统治而受到庇护,甚至过于洋化的峇峇视英伦为其祖国,因此对于独立运动是拿不定主意,而不加以重视。基本上,华人就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中。就拿1946年英国建议的马来亚同盟来说:它是战后英国所制定的一份协议书,以把马来亚各州(不包括新加坡)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下。

英国政府决定,一旦政局复元而临时性的军事统治过去后,马来亚同盟将成立,旨在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组织和促进马来亚不同种族的马来亚人民的团结。但是,马来社会鉴于未顾及各州苏丹地位,和认为不利于马来民族,乃群起反对。在著名的领袖拿督翁的领导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成立,以反对马来亚同盟,结果英国让步。

另一方面,非马来人对于长期在马来亚居留后,将因此获得合法地位及政治权利的条件,却表现得不热衷。可能他们仍然对日治时代余悸未消,长期以来他们未被英国接受为马来亚人及被视为外来人,他们还是不能确定本身的身份,因此并不重视这个问题。

英国建议的马来亚同盟,是战后英国所制定的一份协议书,以把马来亚各州(不包括新加坡)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下。

英国政府决定,一旦政局复元而临时性的军事统治过去后,马来亚同盟将成立,旨在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组织和促进马来亚不同种族的马来亚人民的团结。但是,马来社会鉴于未顾及各州苏丹地位,和认为不利于马来民族,乃群起反对。在著名的领袖拿督翁的领导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成立,以反对马来亚同盟,结果英国让步。

另一方面,华人对于长期在马来亚居留后,将因此获得合法地位及政治权利的条件,却表现得不热衷。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未被英国接受为马来亚人及被视为外来人,他们还是不能确定本身的身份,因此并不重视这个问题。到底从1945年到1948年,华人的政治思潮是如何的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几方面的发展。

首先,有相当多的华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而那些对政治感到兴趣的,仍然十分关注中日战争之前就存在着的中国政治斗争。所谓战前,即廿世纪初期,海外华人分成保皇派和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后,海外华人都转向支持国民党。

国共分歧华侨分派

1927年以后,接掌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将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誓要剿灭中共。于是中共和国民党展开斗争,海外华人便部份的分成两派,一派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另一派较倾向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当然也存在着不涉及政治及中立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两派的对立尤其明显,不但在舆论上,同时在社团中也趋向针锋相对。

换句话说,属于这一类的华人已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政治,更甚于马来亚政治的变化,而这一群华人中,不少是领导份子或中坚份子,他们的活动也受到重视,对华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毫无疑义的,不论是倾左或倾右的华人,都一致欢呼日本于1945年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最明显的欢庆反映在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国民政府国庆日。

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不同阶层华人社团,估计450单位参加庆祝,庞大的游行队伍约有8万人。一些华人社会袖及舆论界抓住这个机会,以号召华人大团结。报人胡愈之更建议成立《华侨民主同盟》,胡文虎也响应并认为,海外华人的团结有助排解国共纠纷,同时,代表东南亚华人的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也受到支持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但是,较后的局面显示,彼此不能合作。陈嘉庚早于1940年就认为国共难合作,态度趋向支持中共。因此,陈嘉庚除了呼吁不同姓氏的宗祠及乡团团结,以统一华文教育作为团结的起点外,并没有参加于1946年2月的新加坡华侨总会的成立大会。《新加坡华侨总会》的发起人包括胡文虎,李光前,陈六使,连瀛洲及林文庆。

与此同时,在吉隆坡召开的94个华团代表大会,也希望胡文虎及陈嘉庚,提出具体的团结计划。不过,在中国方面,国共的合作始终不能达成,尽管海外华人大声疾呼,并赞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化国家,国有化军队》的两大口号,但议案只是一纸空文,不能推行。

一个半月后(1946年3月中旬),国共内战在中国东北爆发,以后就一直打到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为止,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陈嘉庚早在1945年11月就指出,中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和国民党无法妥协,唯有在战场决定胜负。他认为,与国民党政府谋和是极为困难的。

表面团结昙花一现

马来亚的华人团体,大多数主张和平解决斗争。当时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连瀛洲及华文报的一般言论也多有此倾向。 《南洋商报》说,通过政治解决可以赢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反之准备战争者最终将被人民唾弃。

但是,当国共内战于1946年不可避免爆发时,马来亚的华人又明显的分成两个斗争集团。战后初期左右派的团结局面只是昙花一现,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从1946年到1948年期间,华人社团支持国民党的比较多。

例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董事会紧急会议上,议决代表92个华人社团通电蒋介石,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力促苏联退兵东北。在槟城,逾百间社团也作出相同的议决,接着马六甲、彭亨、森美兰及霹雳的华人团体尽皆响应。苏联军队于1946年4月6日起逐渐撤出东北,留下真空成为国共激烈争夺的场所。战争升级底下,马来亚华人社团中出现呼吁停战的要求,包括倾左的团体在内。

促成华人社团激烈争执的,是陈嘉庚于1946年9月7日,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名义,拍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参众议院议长、马绍尔将军及司徒雷登博士(他们曾经协助调解国共斗争),对国民党政府展开攻击,指其无能和独裁,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停止军援国民政府。

这一来,触发了一场华人社会的大论战。 《中国报》,《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等发表社论指责陈嘉庚《滥用名义》,并建议结束《南侨总会》,因为这个总会是在抗日战争时为援助伤兵及难民而设,现已过时。另一方面,反国民党的华文报则支持陈嘉庚,如《新加坡民主周刊》。

不单是这样,华人团体分成两个对立阵营,一方面是以商人为主的华团,主张讨伐陈嘉庚的立场。如吉打、柔佛、霹雳的中华总商会,雳霹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约八十三个华团致电杜鲁门总统及蒋介石,强烈反对陈嘉庚的意见。随后马六甲、文冬、麻坡、森美兰及柔佛的华团介入支持蒋介石。

另一方面是以工人及文娱界为主的团体,则大力支持陈嘉庚的言论。在会馆中,除了新加坡福建会馆支持陈嘉庚外,其他会馆和商团都是反陈嘉庚的。陈本身也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在当时,大部份较大规模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雪兰莪及霹雳中华大会堂、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及客属公会都反对陈嘉庚。其实,这也是因为大部份有关社团是由国民党份子所控制的。

华裔先贤建国功劳被抹杀,情何以堪!

前文说到,马来亚华人在政治上分裂成支持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大阵营。

自此而后,比较积极活动的华人,在政治思想上分庭抗礼,斗争不断升级,演至水火不容,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1946年10月10日在实兆远庆祝双十节时,就爆发两派公开械斗事件,较后波及邦咯岛。不久,情势转向对陈嘉庚有利,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沈崇指说被两名美国军人凌辱,导致南洋华人情绪沸腾,全马各地妇女团体于1947年1月中在吉隆坡召开会议,议决向美国总统提出抗议。

不久之后,台湾发生严重暴乱,反对台湾省长陈仪的高压政策(他是在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后,即被委为台湾省省长)。即是台湾本省人最悲痛的《二二八事件》。由于40年代陈仪曾任福建省省长,陈嘉庚于参观后认为是情况最恶劣的一省,乃将矛头指向陈仪,马新的华人社团也有响应,这包括福建会馆、南安会馆等。

加上国民政府对学生、报人及智识份子展开镇压,造成新加坡《南侨日报》(陈嘉庚所经营)展开猛烈抨击。陈嘉庚也在174个社团代表大会上,否定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接着有更多团体群起响应,尤其是左派团体。

左右两派斗争升级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宣布全面对中共作战,再一次掀起马来亚华人中的左右派论争。在马来亚的国民党人,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全国总动员谕令,他们也通过各地的中华总商会采取主动,支持国民政府。左派团体,包括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会则加紧支持陈嘉庚,以进行反击。

1947年10月27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引致马来亚左派团体的抗议,而对蒋介石的政府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南侨日报》的社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马来亚亲国民党份子欢迎国民政府的宣布。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退守中偏安南京,但重新被选为总统,这再进一步刺激国民党份子展开活动,他们争取诸多华人社团支持,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号召下,欢迎蒋介石的当选。除了在吉隆坡外,怡保、槟城、马六甲、柔佛、新山及其他城市的华人团体,也分别庆祝。

此举进一步的激怒左派团体,1948年5月4日,新加坡华人争取中国和平与民主同盟、中华民主同盟支会、华人职工会与新民主青年团等,在船员俱乐部召开华团大会,有119个社团超逾500名代表与席,指责当时的当政者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宣称总统选举是非法的。两派间的不妥协和无止息的斗争,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不允许两派过于明显地在马来亚展开政治活动。

英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先是偏向国民党,因此造成与左派团体关系恶化,以至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的支会,也在1949年5月被禁止,直到中共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取得中国的政权后的翌年,英国加以承认,局面因而转向对国民党不利。

可以这么说,直到1948年杪前,马来亚亲国民党份子在政治斗争中仍占上风,一些主要团体如中华总商会、华人大会堂及大部份会馆多忠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华文报也有此倾向,但是1949年开始,国民政府在马来亚所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甚至一些国民党人转向支持中共。

综观上述,马来亚的华人,尤其是上层阶级及劳动阶级,都有明显的不同政治倾向,他们大部份的时候是关注中国政治的演变,虽然对本地的政治也有所关心,还是朝向中国政局为多,这是因为富时的华人政治意识,多以中国作为其关注的对象。

专业人士组民主党

二战结束后,马来亚华人对当地的政治动态基本上是不明朗的。英国当局重新统治马来亚后,即解散抗日武装部队,以防后患,随着英政府对职工会进行严密管制,双方的关系日呈紧张。1948年6月,马共发动武装叛变,马来亚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法令是7月15日生效,直到7月23日,马共及其附属团体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的马来亚人民,不论力量多寡,都可以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展开政治斗争。马来民族主义份子的醒觉和巫统力量的加强是其中一个发展。那些具有左倾思想的专业人士或半专业人士,组成了非共的左派政党,这些人以非马来人占多数,他们包括律师、医生及教师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而明显的,他们之中多数是受英文教育者,包括了华人、印度人及欧亚混籍人。

这个政党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MUD,党主席是菲立何亚琳(PHILIP HOALIM),最活跃和具有代表性人物是欧亚混籍律师约翰伊伯(JOHN EBER)。他在日治时期曾被拘留过,战后积极活动,公开抨击英国施政,以致英国当局对这个政党存有质疑态度,但仍然允许公务员参加。

由于英校教师参加者众,马来亚民主同盟遂主张实施统一的教育制度。在小学阶段,使用母语教育,而到了中学阶段,全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但马来文定为必修科,这种建议是要使马来亚的教育走向西方化。

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5年12月提出的政纲包括:

(一)成立一个自治的马来亚政府,参加英联邦。
(二)立法议员全部民选。
(三)凡满21岁的马来亚公民,不论种族、性别、宗教或财富,皆可参加投票。
(四)个人言论出版及集会获得完全的自由。
(五)基本的,中学的及技术教育的革新。
(六)推行社会安全计划,包括医药免费。
(七)改善人民的生活。
(八)马来亚人民的就业机会均等,消除任何的肤色限制。

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立是从英国工党,尤其是从工党左派份子中吸取政治灵感的。当时英工党在英国当政,使到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很感为难。民主党模仿英国工党的政策,要求平等权利及允许职工会积极参加政治。它看来已视本身是马来亚的未来(工党)。虽然马来亚民主同盟明显的不是一个共党组织,但它的左派姿态成为共党”统一阵线”渗透的目标。

民主同盟失败因素

马来亚民主同盟为证明它并不是一个种族性政党,邀请各政治集团于12月7日在新加坡的总部举行会议,以便对马来亚的未来宪法作出联合建议,有11个单位出席参加。

他们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三个急进的马来民族主义团体起先加入这个组织,不久之后却退出,另组阵线以反对巫统所支持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所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就是在1946年英国提出马来亚同盟草案被巫统大力反对之后,英国与巫统和各州苏丹谈商结果,同意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这样一来,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便成为非马来人的政治团体。

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失败,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英国不承认它是代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的唯一政党,也不同意把新加坡,包括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内,而是坚持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谈商,到近尾声时,同意成立工作委员会来聆听非马来人社会的意见,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抗议被忽视,乃杯葛提供意见,转而自行草拟一份宪法,建议即刻给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独立的地位。

公民权应自动发给那些在马来亚出世,或其父亲已是马来亚公民的妇女。那些在10年内,有8年是居住在马来亚者而年满18岁可以成为归化公民,但此举不被英国重视和接受。

(二)虽然在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上,这个理事会是一致的,但不同思想意识的集团却相互矛盾而导致分裂。例如对于所得税法令,马来亚民主同盟支持,但中华总商会表示强烈的反对。

(三)1948年,马共突然发动叛乱,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西方化左派人士不能适应,对暴力感到厌恶。这样一来,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已不能发生作用,加上较早时急进的马来民族主义份子的退出和巫统的不认同,它已经不能再声称是代表全岛各族人民的政党了。(题外话,这种情形和目前的马华非常相似。马华不断号称代表大马华人,可是大马华人普遍上并不认同。)

到了1948年6月25日,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基于《公民权利被剥夺及混乱的政治情势》为理由,宣布它不能再有任何作用。以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作为核心的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失败,标志着华人政治上的分歧。

虽然有一度马六甲的中华总商会会长敦陈祯禄及各州中华总商会加入理事会的努力,并且曾经于1947年10月20日号召罢市一天,以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提出。不过,它最后还是无法成功取得代表马来亚华社的地位,而迅速在政坛上消失。但不久之后,敦陈祯禄转向另一力面发展,导致马华公会的组成。从此改写了马来亚华人政治的局面。

有关马华成立的经过和发展,最后爆发一系列党争;从一个满怀政治理想,政治力量庞大的华裔政党,到今天沦落为巫统的看门狗,应声虫。这些,都会在紧接着要推出的《马华春秋史》中,有详尽的阐述。

(此文来源:“我们是老板”面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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